我是说书的，曾是全村“首富”，娶漂亮老婆，70岁的我每天3顿酒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叫魏延良，今年70岁了，我是山东省日照市莒县洛河镇魏家庄村人。我从18岁开始“单飞”在集市上说书唱戏，一直干到44岁。我曾背着渔鼓和坠琴等几把乐器，走遍4个省13个县，最火的时候，有1000多人听我说书唱戏。（讲述魏延良图文整理/明之本组图片拍摄于2019年7月至9月）

如今，没事的时候我就坐在家门口自弹自唱，常常会想起我的这一生。我出生在一个农村普通的家庭，我的爷爷会唱周姑子戏（地方戏），我的父亲也会唱，也会说书，但是他们只是在干完农活，不忙的时候才说唱上一段。我由于耳濡目染，从小就迷上了说书唱戏，没事就跑到大集上听民间艺人说书，当时我最爱听的就是《杨家将》。

我常常陶醉在戏里面，一边说一边唱，我小时的记忆就浮现在眼前。我刚刚8岁，父母就把我送到了学校。因为对说书唱戏太入迷了，我常常逃课去赶集听书。父母以为我去上学了，其实我是跑到大集上听书去了。小时候，我就觉得，说书人戏里有故事，非常吸引我。

鱼鼓声声响，我的心里亮堂堂。在过去，因为说书唱戏是“要饭”的生意，所以一般没人愿意学，父母更是反对我学这个，还经常用木棍打我，但是不管怎么打我，始终也没有改变我的这个爱好。后来，父母看着我无可救药了，也就由着我去了。

我现在弹唱的渔鼓、坠琴是我的师傅教的。13岁那年，我自己步行几十里地，到了莒县石井乡（今长岭镇）卞家课庄村，找到说书艺人苗桂升，拜他为师，正式学习说书。当时老师收了3个徒弟，我是老三，一共学了5年，最终只有我自己坚持了下来。

我的说唱动作，都是师傅手把手教的。我们说书唱戏，都是嘴上的功夫，也没有曲谱，都是师傅口授心传，一切全凭脑子记忆。师傅走到哪说书，我就跟到哪去。他说一会，我也说一会，那时候也不用交学费，师傅还管吃管住，只不过是头三年说书挣的钱，都得交给师傅。

这个穿着红色上衣，正在晾晒小麦的是我的老伴姜红菊，今年67岁了。她是我在出徒后放“单飞”说书时认识的。因为我的记忆力非常好，当时流行的唱段，我只要听上一回就学会了。我常常把一些老段子，加上自己的理解，说出新意，所以我的“粉丝”比较多，老伴曾经就是我的“粉丝”。

这是我参加第五届山东国际大众艺术节，话说齐鲁首届山东省民间故事大赛时，荣获二等奖。当时我是根据现实生活中的婆媳故事，改编了一段渔鼓戏，说的孝心的故事。能够获得这样的荣誉，我想这是与我的基本功有关。在乐器方面，渔鼓、坠琴、二胡、三弦等我都会弹。

我小时候的理想就是不干活有钱花，在挣工分的年代，我赶一个集就能挣20多块钱。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管得紧，就没法演出了。为了生活，我去了东北三省。记得我在黑龙江省穆棱县马桥河镇演出时，一晚上就挣了270块钱。后来我辗转吉林、辽宁，在东北三省待了一年零七个月之后，又回到了山东老家赶集说书，老伴一直陪伴着我。

老伴跟着我享了福，但也吃了不少苦，现在她是家里主角。记得那一年我在沂水县杨庄镇大集上说《乾隆私访》的故事，台下有1000多人在围观听书，场面非常壮观，人们给的钱，装满了两个不大不小钱袋子。在说书的几十年里，我改编了《金凤英告状》、《刘统勋杀儿子》、《乾隆私访》、《江宁府》、《卢翠娥坐月子》等20多个说唱评书片断。

在说书的那些年里，我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人们眼里的“明星”，很多喜欢听我说书的人以认识我为荣，常常请我喝酒吃肉。当年，因为我挣钱比较容易，我成了村里的“有钱人”和“首富”，我是第一批买自行车和收音机的人，我也是全村第一个戴墨镜的时尚人。现在我每天还得喝三顿酒，一天一斤酒不够。

随着电视、网络、手机的出现，我这样的说书人已没了市场，我44岁时就不赶集了，虽然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但是已经很少演出了，偶尔会有人找我说几段，两个小时的报酬是70元钱。以前由于我挣钱容易，所以很少存钱，现在我和老伴是“五保户”，我还养了两只羊，长大了能换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