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害闻一多的凶手，躲在成都开香烟店，因看报坐姿正派暴露被枪毙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还潜伏着国民党派遣特务等反革命分子100多万人，这些反革命分子，企图趁着人民政权成立不久，进行破坏活动。

为了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全国上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四川地区是国民党长期重点经营的地区，又是最后解放的地区，因此，镇反运动时，四川也成为重点清查匪特的区域，公安局的侦查人员每天都在街上排查可疑人员。

一天，成都的一名叫高俊峰的侦查人员向往常一样在街上排查时，到香烟店买了一盒烟，付款后，高俊峰拿出火来点了一支。

吞吐两口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放松了一点，这时他习惯性地向店里瞥了一眼，看到老板正在看报纸。

只是这一眼，就让高俊峰感觉到不对劲，那个时代的人整体知识文化水平较低，大多数商贩都没什么文化，很少有人能看懂报纸。

再看这个老板看报纸时，坐在椅子上，双腿并拢，正襟危坐，后背胸膛挺得笔直，双手将报纸举过胸口，这坐姿也太过于正派了。

高俊峰作为侦查员，最善于观察人，当时大多数商贩都是痞里痞气的，习惯性地翘着二郎腿坐着，很明显，这个老板的坐姿是当过兵的人才养成的习惯。

高俊峰未敢轻举妄动，而是拿着烟离开了商店，转身到了香烟铺对面的裁缝店里，暗暗观察香烟店老板的一举一动，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新发现。

这家香烟店不大，售卖的也都是中低档香烟，主要客户都是周边的底层大众。

平时客人也不算多，生意自然不忙碌。

不一会儿，一个中年妇女走了出来，虽然已经中年，穿着也很普通，但是抬手回眸间都流露出不属于市井女子的优雅，这气质像极了豪门大户的太太。

她温柔地将切好的茶水放在丈夫面前的桌子上，正在看报的香烟店老板眼皮都没抬一下，一手拿着报纸继续看，一手端起了茶杯。

一盏浓茶过后，中年妇女很自然的给他续杯，老板则十分自然的享受着女子的伺候，女子还给他递烟点火。

俩人的互动相当自然流畅，显然是常年的家庭地位和习惯使然，高俊峰暗想“这个小老板的架子是真不小啊”，这么大的派头恐怕是不简单！

高俊峰然后开始询问附近的居民，关于这个香烟店老板的历史，经过巧妙的打听后，得知这个老板叫王家宾，不是这里的“坐地炮”，而是一年前带着老婆孩子，来到这里开店的。

因为这个老板平时也不跟大家交往，对于他的具体情况，别人都不清楚，在高俊峰看来，这个老板就是有问题。

后来几天，高俊峰一边查阅相关的通缉敌特的通告，一边继续监测香烟店老板王家宾的一举一动。

他发现，这个王家宾平时不访亲不探友，对谁都很客气，却从不跟人交往过密，表面上看对世事漠不关心，可是有一根神经始终是警醒着的，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就会暗中观察，如此种种，让高俊峰更加笃定自己的猜测。

很快，高俊峰就发现这个王家宾与公安局通缉的杀害李公朴、闻一多的凶手之一王子民很相似，然而上报到成都公安局。

经过公安局的几番明察暗访，基本确定了王家宾就是王子民的事实，于是决定在1951年1月2日，对其进行抓捕。

1951年1月2日下午，王家宾在吃完午饭后，像往常一样，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神游。

平时这个点都是没有客人的，此时他见有人进来，也懒得起身，就问了一句：“买啥子烟呢？”

空气安静了几秒，见来人没有答话，王家宾抬起了头，看见来人是三个中年男人，从来没见过的生面孔，此刻正四周打量着香烟店，王家宾又问了一句：“我家烟汪实（多）着呢，你们要啥子？”

问完这句话，王家宾感觉到一丝异样，这三人进门不看柜台不挑烟，四周寻摸，这会更是将目光齐刷刷投到了自己身上，这样被注视着，王家宾竟然不自觉地打了个寒颤。

人就不能做亏心事，要不然一辈子都是杯弓蛇影，不得安宁，王家宾当即感觉到不好，这几个人好像是来抓他的，因此，提高了警惕。

其中一人走到王家宾面前，问道：“你叫王家宾吗？”

王家宾答道：“嗯，我是王家宾，你们是什么人啊？”

语罢，便听那人厉声说道：“我们是成都公安局的，奉命逮捕你，这是逮捕证。”说着便从口袋中拿出了一张逮捕证。

王家宾闻言，顿时就慌了神，支支吾吾地说道：“为什么抓我啊？我没干什么坏事啊，你们肯定是弄错了，警察同志……”

“错没错，跟我们去趟公安局就知道了。”三名公安上前给王家宾戴上手铐，准备押走。

王家宾的老婆在里屋听见动静赶忙出来看看，本以为是和邻居吵架，一看手铐都带上了，瞬间懵了，条件反射的带着哭腔，扑倒王家宾身上，喊道：“当家的，这是咋个事情，你们抓我当家的干啥子嘛？”

本还想反抗的王家宾看到老婆这样，瞬间蔫了神，对老婆说道：“没得事，肯定是他们搞错了，我跟他们讲清楚就没得事了，你顾好娃儿，顾好店，我去去就回来喽！”

说完便在老婆哭天喊地的声浪中，乖乖地随着公安同志离开了。

街坊们看着王家宾被铐上手铐，押上了车，很快就议论开来，这个一年前带着老婆孩子搬到这里开香烟店的外乡人，平时沉默寡言，不显山不露水的，到底是什么人啊，犯了啥事，让人逮起来了？

当天晚上，公安审讯人员就对王家宾进行了审讯，可是王家宾死不承认自己当过国民党的官，坚持说自己没做过坏事。

见到这个情况，审讯人员也不拐弯抹角，直接问道：“1946年，云南昆明有两位大学教授被暗杀的事，你知道吗？”

王子民回答说：“听说过”

见到王子民不肯说实话，审讯人员又说到：“仅仅是听说过吗？那不是你一手策划的吗？王子民！”

尤其是说道“王子民”三个字的时候，审讯人员故意加重了语气。

当听到王子民这个久违的名字，王家宾知道公安人员已经识破了自己的伪装，再狡辩也无济于事了，如泄了气的气球般，坦白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原来，这个看上去老实巴交的香烟店老板王家宾，真名叫王子民，曾是国民党的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长，是暗杀李公朴和闻一多的刽子手之一。

根据王家宾的交待，公安部门很快梳理清楚了国民党反动派暗杀李公朴和闻一多的过程。

在抗战胜利后，全国上下都在反对内战，呼吁和平，1946年6月，民主同盟以及社会各界向往和平人士，在云南昆明发起了万人签名运动，为呼吁和平奔走，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国民党反动派感到了很大压力，为打破困局，便开始残忍地迫害民主同盟以及民主运动的负责人，为此还特意拟定了一份暗杀名单，李公朴、闻一多、吴晗、朱家壁、楚图南等三十余位爱国进步教授的大名都跃然于暗杀名单之上。

为了破坏和平、暗杀进步人士的计划能够顺利进行，时任云南警备处司令的霍揆章，还在1946年7月初特地与参谋长刘淑琬、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王子民、昆明国民党第二军预备二师谍报队上尉组长蔡云祈等特务展开了详细的讨论研究，确定暗杀方案。

他们首先把魔爪伸向了李公朴先生。

1946年7月10日晚，负责暗杀李公朴的特务获知，当晚李公朴将路过北门街，便在此埋伏，准备暗杀。

可是当晚李公朴临时改变了行程，这些暗杀的特务白忙了一场。

第二天国民党特务得到准确情报，李公朴夫妇傍晚要外出，特务们便又伺机而动。

当晚九点左右，李公朴夫妻下了公交车，步行回家，一直在跟踪他们的特务汤时亮、吴传云等人，趁着天空飘雨、夜色黑暗四处无人，向李公朴开了枪。

见李先生应声倒地，歹徒们随即快速逃跑，消失在夜色里。

附近有学生听见枪声赶来，急忙将中枪的李公朴先生送往医院，可惜李先生失血过多，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

李公朴先生罹难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撇清干系，漫天遍地的散布“李公朴是自杀”“李公朴乃是死于情杀”等谣言。

害人性命在前，损人名声在后，国民党反动派加注在李先生身上的行为，已经不是简单地用“无耻”就能概括的了。

闻一多先生面对战友的离去伤心欲绝，对敌人的无耻下作是恨之入骨。

在李先生噩耗传来之后，他将悲痛的情绪都转化成了抗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动力，他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李公朴先生的追悼活动，为宣扬和平、抵制国民党反动派而奔走呼号。

闻一多先生的行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共鸣，这极大的刺激到了国民党反动派，尤其是搞暗杀特务们的神经，他们疯狂地想要除掉闻一多先生。

7月15日，闻一多先生无视特务们的暴力威胁，力排众议参加了在云南大学举办的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并上台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

他在质问着：“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不过是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

他哽咽道：“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的来杀，而偷偷摸摸地来暗杀！”

他厉声厉色地质问着：“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你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杀死了人，又不敢承认，还要污蔑人……无耻啊！无耻啊！”

这次正义凛然，大快人心的演讲，痛责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下作无耻，又一次激起了中华儿女对和平的渴望，在当时引起了很大轰动，也备受后人追捧，这次演讲稿也被命名为《最后一次演讲》传颂至今。

《最后一次演讲》顾名思义，这是闻一多先生最后一次演讲，因为参加完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狗急跳墙的特务们又将罪恶的魔爪伸向了闻一多先生。

而负责执行这次任务的主要特务就是王子民，他探听到闻一多先生在参加完追悼会后，下午还要出席云南大学民主周刊社举办的记者招待会，狗急跳墙的王子民顾不得上头“要拖到暗地里偷偷摸摸杀”的指令，决定当天就要不计一切代价，刺杀闻一多先生。

王子民将特务分成了三组，一组由一直负责监视跟踪的蔡云祈领队混入会场监听，传递情报；二组由秦永和带队，负责外围盯梢放风；还有一个行动组，以李明山、汤时亮为首，埋伏在闻一多先生宿舍附近，伺机进行暗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