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我家欠了重庆三军医大一笔巨款
40年前，我们全家都还在乡下住，一家七姊妹，没劳动力，都还处于长身体的阶段，所以是个标准的补钱户——就是不打欠条，就没法领取口粮的那种。
偏偏这时，一直病怏怏的老妈得了怪病——平常有点头疼脑热感冒发烧什么的，只要带个口信，村里的赤脚医生都会上门服务，熟门熟路之外，基本对每个病人的病历情况都了如指掌，加上合作医疗保障，基本都能对付——但，这一次，赤脚医生解决不了，就只能转到乡卫生院，诊断不了，再去县医院，先照片，结果是脑瘤。
但是，县医院没有做开颅手术的能力，直接推荐了重庆的三军医大，据说，医治脑瘤是他们的绝对强项。
几经辗转，舟车劳顿，终于到了重庆沙坪坝的三军医大。
尽管没有钱，只有一张转院证明，三军医大也并没有拒之门外，而且很顺利的做了开颅手术，把老妈脑袋里的肿瘤切除了。
但是，一个多月后，最后要办理出院证明时，需要结账，却没法支付。不得已，只能偷偷溜走了事。据说，事后，三军医大真的还来函索取过，只是因为了解到实际贫困现状后，便没有再来继续跟进或起诉了。想想，那也是我们家当初欠下的一笔巨款才对。
赤脚医生：并不遥远的职业之所以，想起这事，和武汉李保华医生的经历有关。
有人说，李保华医生靠的是自己的专利申请医治新冠病毒的，退休厅官陈北洋只是其中一例。
但，实际上，李保华更像一个赤脚医生。虽然其前他有行医执照，还有自己的私人诊所，但，如果放到从前来看，跟乡村的赤脚医生差不多一个级别。
记忆中的赤脚医生，更像多了一门手艺——平时没事，都还要下地种田，和农民无异——只要有人病了，赤脚医生就背个红十字药箱，上门服务，似乎费用并不高，一般的头疼脑热的小打小闹，基本可以做到不出村就能搞定。
更重要的是，医生对每一个辖区内的病人的病历和状况都了如指掌，人也熟悉——虽说赤脚医生也是农民，却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职业，成为村里为数不多走到哪里都受欢迎，也会好吃好喝招待的尊贵客人。
三级医疗组织：村（社区）诊所+乡镇卫生院+县医院也许，你无法想象，40多年前的乡下，能吃饱饭就是最大的幸福。
不仅仅是村里的赤脚医生，乡镇卫生院的医生也是我们家的熟人——因为老妈是个老病号，一来二往之间，经常给她看病的乡卫生院医生，竟然也成了朋友，不仅有病去乡镇看病方便，人家也经常下村里来走访，就像走亲戚，窜门一样自在又正常。
这也是为什么，我妈那年得了脑瘤就可以直接转到县医院，然后再转院到重庆三军医大，一路顺风顺水的真正原因。
小病小治，一般的病乡镇就可以治，需要住院的县城去治，再治不了的才去更大的诸如三军医大这样的医院去治。
更为重要的是，那时就有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就算是贫下中农再穷，看病也不用愁，至少不会因病致贫，或者没钱进不了医院的门。
至今，我们都感恩：三军医大，就是牛！老妈今年84岁了，依然硬朗。
每每说到这事，总会旧话重提：你们，可别忘了，至今我们都还欠人家三军医大一笔债——因为无钱支付，最后出院时，人家都没有拦着我们，欠条都没有打呢。
据我所知，三军医大最后还真派人来老家做过社调，得知我家是个贫困户真相以后，连问都没来问，就回去了。
如果真的算起来，我估计，那笔欠债，40年算下来，该是怎样一笔巨款呀？！
想想，基本就和今天的新冠肺炎患者差不多一样的免费治疗待遇差不离，实在也是幸福而庆幸的了。
所以，我必须感恩！
感恩解放军救了我老妈一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