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在何处
诸葛亮躬耕地问题，除了“南阳”之外，最重要的地名就是“隆中”，其次“隆山”，所以搞清“隆”的含义非常重要。
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按照惯例，“号曰”前面是应该带解释的，今版没有，可能是被裴松之在引用时删除了。
“隆”在古代有许多含义，光百度百科的“隆”字条就可解十几种，但诸葛亮躬耕地问题的参与者往往只引用其中对自己有利的两三条，这是不利于研究的。
与躬耕地关系比较牵强的，比如“雷”、“生长”、“尊崇”、“升高”、“隆重”、“降”等含义，这里就不提了（非要强行推，也是能找到联系的），剩下还有一堆可以琢磨。
1.“隆冲”，这个指攻城用的冲车，由于简体“冲”和“中”过于相近，所以这个意义不容忽视，不排除某年有冲车放在此地，因而得名。当然繁体应该是“衝”，所以这条比较牵强。
2.隆邑、隆姓，《姓氏考略》隆姓部注云:“春秋鲁地,以邑为氏。望出南阳。”鲁国的隆邑在今山东泰安县西南，正好是诸葛亮父亲任梁父尉的地方。不过鲁国的隆邑后来因被齐国讨伐而消失。再倒推夏朝少康复国时，伯隆有功，被封于洛，成为南阳隆氏远祖。商朝的南阳人张容因身材高大，被商王赐姓隆。清代毛奇龄《重建隆兴寺碑记》“南阳隆姓至今不絶”。当然，隆氏以南阳为郡望，是否因此能在南阳形成一处以隆命名的地盘，这个不好说。
3.隆准公，《史记》“高祖隆准而龙颜”；《后汉书光武本纪》“美须眉，大口，隆准，日角。”刘邦和刘秀的高鼻梁，被视为王者之相，对刘表刘备来说印象深刻，不排除他们在自己地盘里搞一个“隆中”地名来暗指隆准。李白《梁甫吟》“长揖山东隆准公”。项安世《隆中次吴襄阳韵二首》“嗟哉汉诸孙，永负隆准公。”晁公溯《郭中行自汉中寄近诗来奉简一首》“前吊大耳儿，追怀隆准公。坏道想流马，深山埋卧龙。”都是在讲诸葛亮、刘备的时候提隆准公。
4.夷隆，这个词指兴衰，隆在这里取的还是“盛”的意思。班固《两都赋序》“道有夷隆，学有粗密。”三国丁廙《弹棋赋》“隆中夷外”。既然与诸葛亮同时代有这样一个现成的词汇“隆中”，就值得重视。不排除隆中地名就是取个吉利，表示此地会兴盛。
5.中兴，这与上条接近。《复华下民租田口算状碑》（179年）“广祈多福，隆中兴之祚。”《晋书·愍帝纪》“右丞相当入辅弼，追踪周邵，以隆中兴也。”《晋书·周谟传》“遂管朝政，并与群后共隆中兴。”《晋书·荀崧传》“先帝应天受命，以隆中兴。”同样是以“隆中”指兴盛，但“中兴”更多是指国运，更有野心。《出师表》“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
上面几条属于非典型的隆字用法。其实“隆”字的包耳旁很有讲究，从字源来说，凡是包耳在左的，都是由“阜”演变而来，与山冈相关。包耳在右的，都是由“邑”演变而来，与都邑相关。而隆字很有意思，多数时候跟隆起的地形相关，但本身它也是有隆邑存在的。
6.隆县，还是我多次提过的汉代《娄寿碑》，有人认为碑文把南阳阴县误写成“南阳隆”，但还是有些人认为没写错，碑文中的隆县与隆中有关系。《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人事典贫贱部》“《贫士传》，娄寿字元考，南阳隆中人也。”清代陈大文《汉南阳处士娄寿先生记》“盖东汉熹平时，隆中高士也。”如果按阴县算，娄寿家应该在今隆中西边几十或百里，则历史上的隆中可能还要偏西许多。
7.隆通陇，我在诸葛井与陕西躬耕地那文里提过了，这里不细说，简单讲就是可能因《水经》错简，晋人将沔水上游的陇中，移到了沔水下游变成隆中。
8.隆通南，《淮南子》“孟门、终隆之山不能禁，”注“终南也”。终南山又常被称为南山，而南阳就是因“南山之阳”而得名。
9.隆通龙，不排除“隆中”本来是“龙冢”，“隆山”本来是“龙山”，或者“卧龙”由“卧隆”“卧陇”而来。
10.隆通窿，作“穹窿”讲，网上襄阳导游词说《舆地志》记载:“隆中者，空中也。行其上空空然有声。”但我搜遍了也没搜到这一段的古籍原文，语法不像是南北朝顾野王作品，未知是哪部《舆地志》。
11.宛中隆，此句出自汉代《尔雅·释山》“属者，峄。独者，蜀。上正，章。宛中，隆。山脊，冈。”可以看到原文体例，都是前面两个字解释后面一个字，但南阳方面为了让“宛”跟“隆中”联系得更紧密，所以常用“宛：中隆”的断句方式，偏离原意。
正常的“宛”是周围高的碗状，中间没东西。只有当碗中间突起了一部分，变成怪碗才能称为“隆”。所以宛中可以解释隆，但隆中不能解释宛。不管怎么说，既然有如此巧合的三字组合，就不能排除“隆中”地名真与宛县有关系，可备一说。晋郭璞对“宛中隆”的注解是“山中央高”，宋《记纂渊海》的解释是“山形中央蕴聚而髙者名隆”。清代洪亮吉《隆中诸葛忠武祠》“遂有经时卧，知逢汉德终。地当天下险，山即宛中隆”。他引用了尔雅，但硬是没往南阳想。
以上举的都是比较明显与诸葛亮躬耕地能沾上边的，想让大家不要被南襄两地“专业人士”误导而局限于两三种解释，但不表示我特别支持其中某一种，我个人是向来持开放态度，不轻易做结论的。
那想要减少可能性，还需要结合“隆中”地名出现的时间来考察。
目前最早记录隆中与隆山的是《水经》，之前考据过是东汉初年桑钦所作，然后东晋郭璞（276-324）作注时，增加了一些魏晋地名。
理论上说，《水经》大部分地名应该出自桑钦，但南阳的“断鹰攀崖”老师强烈反对，认为隆中和隆山肯定是习凿齿（317-384）编的，说《水经》中这两个地名肯定晚于习凿齿。
我也很想证明断鹰老师说的是真的，但郭璞毕竟比习凿齿大四十岁，而郭璞到骊道元（470-527）之间二百年，又实在找不到其他人修改《水经》的记录，所以我也没办法。
而且另一位提到“隆中”的《晋书》作者王隐（284-354）也比习凿齿早三十年，所以很难证明习凿齿是首“编”者。
不过我虽然认为隆中、隆山首见于《水经》，但也不肯定出自桑钦原作，因为在东汉还有一次避讳“隆”的行动。
在《汉书·地理志》的“隆虑”一条处，应劭注：“避殇帝名改曰林虑。”
汉殇帝（公元106年在位）名刘隆，不到一年就去世了，按惯例，自他登基起，全国都要避“隆”字的讳，假如此前有隆山、隆中地名，也当在改名之列。
当然后世有很多学者反对应劭的说法，认为东汉后期明明还有那么多人起名“隆”比如习隆，书上也随处可见隆字，可见并不避此讳。
其实汉殇帝等几个小皇帝，死后是没有资格入“七庙”的，连庙号都没有，所以在刘隆驾崩后，这个避讳肯定是很快就取消了的。但是问题在于，与书籍人名可以恢复不同，古代地名一旦修改，就很少有人推动再恢复旧名了（官员嫌麻烦）。汉书中的“隆虑”就一直沿用为林虑、林州、林县，林虑山至今还在，甚至还倒推回去把汉武帝时的隆虑公主改称林虑公主。
晋朝避过司马昭的“昭”字，晋朝一过，像王昭君什么的人名都恢复了，但由昭阳县改的“邵阳”之名却沿用到今天。孙权时的禾兴避孙和讳改嘉兴，休宁避孙休讳改海宁，也都用到现在。不是说尊重前朝，而是每次改名都涉及大量的相关工作，地方轻易不愿动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隆中和隆山，应该是公元106年以后新起的地名，非桑钦原文。如果桑钦原文真有这两个地名，到汉末已经变了，三国和晋人日常记录也不会使用，除非是王隐习凿齿等人为了显示学问，强行把两百年前的旧地名翻出来。
如果《水经》中的隆中、隆山是汉末产生，由郭璞补入，那李兴《祭诸葛丞相文》（304年作）中的“隆山”就是最早记录了。“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
李兴的隆山，除了“沔之阳”之外，再没有别的描述信息，较难考，目前襄阳地区的汉水北岸，并没有明显的山。我个人认为这座隆山可能就是襄阳南部的卧龙山或望楚山，以后专文论证吧。另外李兴还有个问题是他家乡也有隆山，隋代还升为隆山郡，不排除他在这里单纯是思乡借用，四川隆山后来也因为避李隆基讳，改彭山、仁寿，其最早得名按《明一统志》说法是“以其地形隆起故”。
如果非要将李兴的隆山与《水经》的隆山印证，就是在汉代南阳郡湖阳县，属于比水流域而距汉水较远，暂时存疑。我说过水经中写的可能是“东隆山”，虽然带开玩笑性质，但也并非不可能，在此顺便与断鹰老师再商酌一二。
从上图可见，《水经》原文只有顶格的“（沘水）又西至新野县，南入于淯”一句，换行后都是《水经注》的内容了，其中出现南北朝的“盛弘之”就很说明问题。因此这条“隆山”其实并非见于《水经》，而是《水经注》，我都是今天才注意到。
“湖阳东隆山”一句，既可以解读为湖阳县有一座“东隆山”，也可以解读为湖阳县东有一座“隆山”。断鹰老师说后面单独出现了隆山，但我这里看到原文是“陆山”，已标注。
《水经》和《水经注》版本是很复杂且专业的问题，传世后一千多年才由清朝人整理了一个看上去读得通的版本，但还远远不够。胡适花几十年时间走遍世界搜罗四十几种版本，仍然未能做出满意的成果。我们也只能浅读一二，不敢轻下结论。
湖阳隆山，对襄阳说和南阳说的帮助都不大，离曹操势力较近，与新野又隔水且远，因此虽然有个好名字，但一直不是躬耕地研究的热门，在此我也先打住。
“隆中”倒确实是见于《水经》正文，但后面的“历孔明旧宅北”又属于注文了，这也合理，因为原作者桑钦根本不可能知道一百七十年后会出一位诸葛孔明。但郭璞又成为关键人物，如果认为“东迳隆中”出自郭璞新加，南阳人就有理由质疑这是晋时才出现的地名。如果认为“历孔明故宅北”是郭璞所注，则比习凿齿和骊道元早，对襄阳说就更有利。
个人观点，由于郭璞版的《水经》只有三卷而骊道元《水经注》四十卷，加上很多人认郭版失传，所以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不考虑郭璞。因为前面“避讳”问题，这里视“隆中”为郭璞所加，有依据，但“孔明”还是放在骊道元名下吧。
其实在清代赵一清那里，“乐山”和“隆中”那两句都属于骊道元注，“注混作经”，这说法很符合断鹰老师的认知，只是不知赵一清出于何据。
其实不管是谁的《水经》，由于错简问题的存在，始终是不好使用。
沈炳巽《水经注集释订讹》：下经云:“沔水东过襄阳县北”。窃意与上文似不属，疑有错简，及考胡渭《禹贡锥指》，此下接沔水下篇“东过堵阳县”云云，至东迳隆中廿一节，而后接“东过襄阳北”。一卷为分三江，入海而止，相其文义，殊为条贯，但其升下篇于上篇之末，而退中篇于沔水之尾，必有所本……又南过新野县西，原本讹，以此后经文“西过邓县东”及？水经文一段错简于此，今删去。
由于《水经》有争议，李兴祭文只有隆山，于是《三国志》注引王隐《蜀记》“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也可视为最早的隆中出处（尽管王隐略晚于郭璞）。
王隐没提供任何具体信息，所以他说了也相当于没说。由于王隐引用的李兴祭文缺少头尾，所以我们也无法判断这个“隆中”出自李兴原文，还是王隐根据其他信息补上的。就算是让神仙来推理，也是一半一半的概率。
然后才是习凿齿《汉晋春秋》“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与桓秘书》“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再参照他的“诸葛武侯龙蟠江南”，较大概率是把隆中放在襄阳正西，汉江南岸。之前我们已经多次论述习凿齿问题，这里就不再深入。还是简单一句“只有神仙知道习凿齿是否说谎”。
南北朝时期的隆中，除了骊道元《水经注》外，还有《玉海》引盛弘之《荆州记》“襄阳西北十许里名为隆中，有孔明宅”。
《南雍州记》“隆中诸葛亮故宅，有旧井一”。
沈炯(503年-561年)《归魂赋》“历沔汉之逶迤，及楚郡之参差。望隆中之大宅，映岘首之沈碑。”
多处提到隆中，而且有新信息，就不能完全归于沿袭习凿齿了，即使这些人都搞错了，至少也证明襄阳的“隆中文化”已经成形、牢固，还不断生长。
再往后的襄阳隆中，描述上虽然略有偏差，但都在襄阳城周边，我只挑几条列举。
苏轼两首诗《万山》“回头望西北，隐隐龟背起，传云古隆中……”《隆中》“山中有遗貌，矫矫龙之姿，龙蟠山水秀，龙去渊潭移，空余蜿蜒迹。”一首是今天古隆中景区名字的由来，一首描述得比较详细。
我比较没想到的是第一次去襄阳说的抖音直播间，提到苏轼“西北说”时，会被认为捣乱，还说文人诗不能当证据。这主要是因为今天的襄阳西北没山，而襄阳人自己都不认为山会被夷平（我是见过太多地方的古山消失了）。
其实苏轼应得到足够尊重，像黄冈的文赤壁，就因为苏轼的词，变得比咸宁的武赤壁更有名。如果只是为了保住今天襄阳西南的风景区，有意避谈西北，个人认为得不偿失。
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在襄阳县西隆村。”这条显示除了隆中之外，宋时还发展出“隆村”地名。
王质有诗《过隆中村》，隆中作村名倒是不稀奇。
元朝至正年间，广德寺书院迁至隆中，称隆中书院。
明代徐咸《徐襄阳西园杂记》“群山中，惟此隆然最高”。这里也做了地名解释。
明代唐顺之的《荆川集》中有一位嫁与江陵李公的辽简王宗室“隆中县主”，估计明代曾短暂设置过隆中县。《安陆府志》“易从虎，其先隆中人，徙家南漳。”这里可能也是指隆中县。
襄阳的“隆中文化”确实历史悠久，而且就我所见，除了习凿齿、李吉甫、刘光祖等少数几位外，百分之九十的隆中材料，都没有绑定过“南阳”，算是比较独立的文化，现在襄阳宣传诸葛亮时也在加速淡化“南阳”色彩。
个人觉得这很好，因为即使沔水南岸那一段真属于过南阳郡，但过于边缘，也不能算典型的“南阳文化圈”，没必要强行融入。即使是沔水北岸的邓城（今樊城区西部），也只在秦汉时归属南阳郡约四百六十年，从汉末脱离南阳入章陵郡，魏属义阳郡，晋属襄阳郡后，一千八百多年都没再回归过了。所以将隆中与南阳绑定终不是长久之计，反而是免费帮南阳提升影响力。不如早点确认，隆中亮家与南阳躬耕地是对抗性材料，而非可融合材料。
隆中文化在争取独立，相反，其他地区倒是有更多吞并“隆中文化”的意思。
西魏废帝二年(553)，南梁州改为隆州，治所阆中县。
宋代萧常《续后汉书》“亮从至荆州，玄卒，遂家於南阳隆中。”这类南阳隆中的提法虽多，但可解作“汉南阳”而非“唐南阳”“宋南阳”，对襄阳的威胁不算很大，只是一种潜移默化。
金代元好问《邓州城楼》“邓州城隅多古邱，隆中布衣不复见”。《丰山怀古》“卧龙起隆中。”
元代吴澄《庆原别墅记》“介新淦乐安之间，有名山隆中。”（在江西新滏）
明代王尚䌹《风穴寺赋》“倚嵩阳之二室兮，瞻鵶路于隆中。”（在河南鲁山）
“隆中”最大的竞争者还是南阳县，明叶桂章《助修武侯祠宇记》“地势四面稍下，惟中岗隆起，故曰隆中，盖南阳伟观也。”明赵均《金石林时地考》：“登其顶可瞰南阳，因势隆然，蜿而起伏，其为隆起之中，故名隆中”。明邬景和《祭诸葛忠武侯文》：“南阳卧龙岗亦称隆中。”
这几位不仅将南阳卧龙岗称为隆中，而且还细说了原因。重点是他们都不是河南人，也不在河南任职。叶桂章是四川人，赵均和邬景和是江苏人。所以明代时“南阳隆中”的名声已经传播很广。
当然河南本地人士或官员提“隆中”的就更多了，从元代程钜夫《敕赐南阳诸葛书院碑》到明代王直等人的碑记，对卧龙岗的描述基本都有“阜然隆起”一句。对南襄来说非常重要的《敕赐忠武侯庙额祭品祭文檄碑》中，河南布政司上奏时也公然说“此亦隆中地”。
明代王鏊《诸葛武侯》“南阳南去隆中里，草屋数间而已矣。”疑似此时或更早，南阳县还设置了“隆中里”这个地名。“里”是汉唐用法，不知是否有史料出处。
明代徐学谟在《游隆中记》（1569年）中写道：“隆中者，为汉昭烈三顾孔明处。其一距襄阳城西三十里，在今伏龙山中；其一在南阳者，薄城八里，即所谓八里冈。冈势蜿蜒如带，高仅数丈，即以上祀孔明，亦曰隆中。”徐学谟为南阳知府，迁湖广副使分巡襄阳，在两地都待过，直接承认两地都叫隆中。
也有认为诸葛亮从南阳庐搬到襄阳隆中的，比如《明一统志》“寓居南阳，往来隆中”。明代游朴的《隆中半榻图成感述(其一)》“南阳当日手诛茅，拟迹隆中似更幽”。
唐宋那么多诗人分写南阳和隆中，互不干扰，从未争论，也很少将两个词同时用到一首诗里。但到元明清就争议起来，有点像是地图学渐渐兴盛的缘故，很多人终于意识到了南阳与襄阳其实还挺远的，只能二选一。
清代赵一清也提到“两隆中”，并将南阳隆中的出现，归咎于襄阳隆中的不争气。这也是我向来的观点：历史上的躬耕地是考不出来的，大家只能在文化上争，所以谁的诸葛亮文化搞得好（声音大），谁就有优势。
在诸葛亮留下《出师表》“躬耕南阳”这么大一块蛋糕后，南阳方面一直没人接，硬是让襄阳人习凿齿先用了，从此“南阳躬耕地”反而成了“章陵邓城隆中”的附属文化。
襄阳的隆中文化在唐宋曾经那么稳固的情况下，只是因为西北的山头消失，西南的伏龙山又被襄简王占据，于是元明以后被南阳大举反攻，不说“南阳庐文化”了，连“隆中文化”都被划一半，以至形成势均力敌的局面。
建国后由于南阳官方的退缩，襄阳又重新夺回优势。但这几年南阳网民行动，局势又开始变化。所以隆中在哪里？主要还是看谁更愿意去掌握话语权了。
不过请相信，不管南襄哪地掌握话语权，我始终都会努力跳出双方圈子，尽可能为第三方观众做好解说，保护属于全国的“诸葛文化”，共勉吧。
